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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台站的年轻人
几栋红顶白墙的小楼镶嵌在群山环绕中，门前一条清澈的小河翻卷着浪花，远远望去，似乎是一座度假的山庄别墅。 铁门打开，下车，一条黄狗摇着尾巴迎过来，主人提醒：“别怕，这狗不咬人。”而另一条被拴在一旁的黑狗正冲着人汪汪直叫，这里又仿佛是一个古朴的农家大院。 进门，一楼的栏杆上挂满了湿漉漉的外套，窗台上墙脚边摆放着十几双沾满泥浆的球鞋。 墙上挂着一排精美的展板，展板上罗列着一个个课题、一组组数据、一幅幅图表。尽管这些课题数据图表一般人看不懂，但从它的制作之精细上看，这是主人的珍爱，同时也表明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科研单位。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西藏林芝鲁朗镇的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下称青藏所)藏东南高山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研究站坐落在距林芝80多公里的山脚下，院子有几十亩地大，四周青山环绕，景色宜人，十分宁静，只有门前那条奔流不息的小河是唯一的声响。忽然，“当当当”一阵急促的敲盆声打破了宁静，食堂开饭了。据说这是他们的“传统节目”，因为这里太安静，敲盆子每个房间都听得见，就以此方式召唤大家吃饭。 大家陆陆续续来到餐厅。副研究员张林向记者介绍，每年6到9月是野外科考的最好季节，青藏所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带着课题来这里准备野外考察。在餐厅里，一群刚从野外考察归来的年轻人围拢在一起吃饭谈笑，那条黄狗在桌下窜来窜去。 张林，瘦瘦的中年人，从事青藏高原研究十几年。他说，在这里进行野外考察要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高原反应、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所以干这行首先必须有好身体，能干重活。他说自己是“体力劳动者”。他向记者描绘了他们日常野外考察的场景：坐大半天的车才到目的地，然后背着几十公斤的仪器爬山，爬到海拔4000米以上，这时已经筋疲力尽，甚至头疼恶心。然后扎帐篷，开始观察取样记录等等，吃自己带的食品，一住好几天。这季节又是多雨，早晚温差大，淋雨挨冻是小事，就怕出意外事故或是生病。一次野外作业下来，不感冒生病算是幸运的。在这里，必须吃好喝好，养足身体，否则就是负担。 徐海青，台站负责人，是野外考察的“后勤部长”，两口子都在站里，4岁的孩子寄养在安徽老家。考察旺季，他开车随队员一道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一次为了在7000米冰川上打凿取冰芯，他陪队员在“冰屋”里整整住了一个星期，那份寂寞难耐逼得人“想跳下去”。考察淡季，其他人或回北京或回拉萨，而他留守在站里，与那山那水那狗为伴，继续受着那份寂寞，只有春节，夫妇俩才回安徽看望孩子。记者问没想办法离开这里？他沉思片刻说，孩子还小，过几年再说。然后他话题一转，说中国科学院和青藏所都很重视野外研究站建设，投了不少钱用于硬件改造，这几年条件好多了，能上网，看电视。他指着这排楼房说，这是今年建好的，可以保证科研人员到这里考察研究吃好喝好休息好。 薛永刚，一个憨厚的小伙子，博士。他2009年第一次出野外，翻越唐古拉山，被困了30多小时，由于缺氧，流鼻血呕吐，当时心里很沮丧，想到报考这个专业时，老师说要有思想准备，这时才体会到这个“思想准备”意味着什么。3年的野外锻炼，不仅炼就了他的体魄，也使他找到了事业的动力。“现在，我感到很有兴趣，虽然我家人不知道我这么苦，但我认为我的研究很重要，我必须做下去。”他的第一篇论文刚交给导师。他说，他对论文充满自信，并希望继续做这项研究。 兴趣、自信，或许是许多从事青藏高原研究的科技人员的共同特征。张林告诉记者，由于青藏高原具有特殊的气候地理条件，在青藏高原做出的东西往往就是世界性的东西，外国人很感兴趣。现在，有的研究方向外国已走在前头，我们的压力很大，当然，这也是一种鞭策。 刘新圣、王亚峰、罗伦、李晓霞、俞洁辉……他们的专业或有不同，做研究的时间有长有短，也许将来他们中起码有一半人毕业后去干别的工作，不再从事这项研究。但现在，他们在认真地做研究，认真地完成学业。不管将来如何，这段经历都将是他们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而留下来的则意味着把一生的智慧、心血和汗水奉献给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 第二天清晨，我们准备离开，在院子里话别。那只不咬人的黄狗依然不声不响地摇着尾巴，那只被拴住的黑狗依然在叫。我们上车时，一位小伙子提着行李走来要搭车去林芝。他在林芝乘车到拉萨，然后再去唐古拉、沱沱河取回野外实验标本。唐古拉、沱沱河在很多人眼里是遥远而又神奇的地方，可从他嘴里说出来给人感觉就好像要去逛一家超市那般轻松。■ 上一篇青藏高原植被科考延时摄影下一篇科研并不是一场浪漫的旅行 |